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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民法典》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亮点

【出  处】 广东社会科学

【日  期】 2021.01.11

【作  者】 /

【关键词】 新闻资讯 国内信息 生态修复 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 环境治理

【正  文】

    应当看到,一方面,破坏生态确实和环境污染有着密切联系,生态本身有可能构成环境的一部分,环境与生态是自然系统的组成部分,均是多种自然因素的结合,两者都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不能截然分开。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环境离不开生态,生态本身也构成环境。污染环境可能导致生态的破坏,而破坏生态也可能加剧环境污染。例如,排放污水造成环境污染,导致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从而引发生态破坏;或者由于生态遭受破坏导致自然修复能力减弱,无法完成自我修复,因而加剧环境污染的发生。环境污染本身并不能概括所有的破坏生态的情形。例如,滥砍滥伐、滥捕滥猎、过度放牧、毁林造田等等,都会导致水土流失、荒漠化、风沙肆掠等,最终损害的仍然是环境。因此,仅仅只是规定环境污染责任,显然不足以保护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从我国立法来看,《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与我国特别法也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例如,《环境保护法》第64条明确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显然,该条包括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两种情形,而《侵权责任法》之中并无生态破坏的概念。而且,从实践来看,生态破坏大量地侵害了公益,也可能造成私益的损害,但如果该行为并不构成污染环境,则受害人难以依据《侵权责任法》向行为人提出请求。例如,过度挖掘地下的煤炭,导致承包地的塌陷,这就构成对他人民事权益的侵害,受害人应当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将生态损害纳入侵权法的保护范围是十分必要的,这既回应了我们的现实需求,也符合比较法最新的发展趋势。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民法典区分了私益和公益的保护,分别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侵权责任作出了规定。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七章规定来看,可以将其分为两大部分:第1229条至第1233条主要是关于侵害私益的侵权责任;第1234条至第1235条是关于侵害公益的侵权责任。具体而言,一方面,《民法典》第1229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中没有明确指明“造成他人损害”的内涵。该条所规定的“造成他人损害”应当限于对特定民事主体的损害。例如,河流污染导致特定的养殖人的鱼虾死亡,或者导致特定的承包人的土地受到污染。再如,因环境污染导致患病,就是侵害特定主体的健康权。第1229条强调的是对私益侵害的保护。它是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特定民事主体损害而产生的责任。而《民法典》第1230条至第1233条主要适用于侵害私权的情形。另一方面,《民法典》第1234、第1235条都采用的是“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其意在调整对公益的损害。所谓公害性,是指其并不完全是对特定民事权益的侵害,甚至可能导致国家或集体利益的损失。环境污染可能造成生态环境和自然条件的恶化,这种改变即便没有造成具体的个人损害,也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使社会蒙受了损害。我国《民法典》第1234条、第1235条所规定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都是针对公害而确立的责任。《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将生态破坏责任纳入其中,其实与我国环境保护立法的目的保持了一致。“环境法从成立之初就承载了对生态利益最全面最完整的表达”,环境保护立法的目的就在于确认、调整和保护自然的生态属性的规则,而对生态破坏所造成的公益损害进行规定,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
   二、从私益诉讼向公益诉讼发展
  传统民法并没有涉及公益诉讼,这主要是因为民法调整的是特定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的保护,而不直接涉及公益损害的救济问题,此种损害既难以确定特定的受害人,也难以适用传统的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则。但因应前述民法从私益保护到公益保护的发展趋势,有必要对上述基本立场进行必要的调整。因此,《民法典》第1234和第1235条以实体法的形式确定了环境侵权的公益诉讼。民法典中之所以要规定公益诉讼,一方面是因为侵权责任法保护范围的扩张,在公益损害的情况下,个人无法主张公共利益的损害。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既可能造成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也可能造成私人人身、财产权益的损害,还可能同时造成上述两种损害,而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预防及修复公共利益的损害,只能由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特定民事主体特别是自然人,无法代表公共利益主张公益的损害赔偿。而私益诉讼的目的在于救济个人权益,只要原告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法院即不得以主体不适格为由拒绝受理。为了与《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相衔接,必须要在民法典中专门规定公益诉讼规则。另一方面,在实体法中规定公益诉讼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公益诉讼的程序性问题可以由诉讼法规定,但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后果仍然应由实体法规定;尤其是涉及到公益诉讼的修复责任和赔偿损失,其涉及实体权利义务的安排问题,应当由实体法作出规定。公益诉讼的问题,难以单纯依靠程序法来解决;如果缺乏实体法依据,当事人的诉讼资格就可能缺乏足够的依据,而法官就损害赔偿作出裁判也缺乏可以适用的依据。另外,民法典特别规定,法律规定的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这就允许专业性的环保组织参与环境治理,这也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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