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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无处安放的农村垃圾

【出  处】 经济网

【日  期】 2018.10.19

【作  者】 /

【关键词】 环境治理 固废处理 农村垃圾 农村治理 人居环境改善

【正  文】

     这些地区的难点在于如何理顺管理体制,将这套设施体系向周边农村延伸。例如北京周边的垃圾焚烧厂就建在郊区,可以就地处理周边农村的垃圾。
   连片集中分布、人口较多的村子,像中部河南、山东、山西等地,这些地区可以若干村子联合起来,建立区域化多点分布式的垃圾处理设施。设施有了,规模效应有了,污染也比较容易得到控制,管理上在于如何利用好这些设施。
   而那些居住分散、远离县城中心、地广人稀、经济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劣势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垃圾处理既要短平快,又要省钱,例如新疆、甘肃、青海、西藏等地,有些村镇距离县市上百公里。因此,对这些地区的有机质垃圾应大力发展就地处理、环境友好型的生态模式;而对需要回收处理又无法达到国家补贴和环保标准的垃圾,在现阶段可以采用降低一些标准、廉价简易的技术,同时要限制环境牺牲的代价。目前市场上的垃圾处理创新技术层出不穷,但尚未有物美价廉、简单实用的产品。不过刘建国并不赞成小型的焚烧技术,“小型的焚烧很难控制排放,特别是塑料、地膜等混杂的东西,二噁英排放的强度比大型发电厂要高两到三个数量级,还不如填埋,等经济条件好了,再逐步改善。”
   对威胁最大的农村危废垃圾,例如农药、药物等化学品,则需要建立专项的回收机制,“农药销售可以进行实名制登记,比如,第二次购买时拿来上一次购买的农药包装物,方可享受到优惠,否则会加价。同时,也可以建立激励机制进行上门回收。”张益建议道。
   “老大”重视,动员群众力量
   看起来,农村垃圾总量大,又没钱,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我认为,农村垃圾处理并不难,难就难在政府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老大难还要‘老大’重视,依靠我国的制度优势、长效机制,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没有常规,总采取靠应急运动的方式,只会导致没钱的地方敷衍了事。”刘建国向记者强调。
   常纪文建议,农村垃圾处理的难点,还在于管理要跟上。但中西部干部和群众总体素质有待提高。“因为没有政绩,某些地方政府看不到那么深远的意义。基层的环保,应与干部收入考核相挂钩。”
   “我们这里生态环境搞得好也得益于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要求每个农户都要进行垃圾分类,绿色垃圾袋是装矿泉水瓶、易拉罐等;蓝色垃圾袋代表回收的是纸箱;黄色垃圾袋则代表不可回收的垃圾。政府示范推广,村民们都已养成习惯。我们一三五去回收可回收的垃圾,二四六回收不可回收的垃圾。”才东周向记者介绍道。
   在高海拔地区进行大范围的垃圾清扫,保洁员的劳动付出很大,但公司实行比较严格的规章制度管理,每月两次的集中教育,大家的思想觉悟还是很高的。“这里水环境的好坏,关系着水里的鱼和下游喝的水,我们不仅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这个地球。”才东周操着当地的口音对记者说。
   “民众是垃圾的产生者,自然也要承担应有的责任。民众需要按照国家要求做好垃圾分类,同时尽量少产生垃圾,让垃圾能够进入到回收系统中去,这些都需要民众的配合和参与。”刘建国表示。而常纪文在家乡朱河镇李沟村的社会实践更证明了这一点。他捐助了520个垃圾桶,经过村干部动员,村民的参与,村里变得面貌一新。
   “垃圾是人产生的,而意识能够决定垃圾产生的数量和危害。村干部要沉下心去,到农村中去,到群众中去,农民自己也会想出许多对付垃圾的办法。”阳平坚表示。
   一些农村地区,创新性地建立“垃圾银行”,交上垃圾,用垃圾换积分,用积分换日用品。例如延安黄龙县白马滩镇“垃圾银行”,20个塑料瓶加200个烟头就可以兑换一盒彩色铅笔。村里的老人、小孩都争相加入到了捡拾垃圾的行动中,垃圾在当地现在成了“抢手货”。当然,物质层面的改变只是手段,目的是落实到精神层面的认同,提高村民自主、自觉意识。
   当下,国家政策开始大面积向农村倾斜,并对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新的要求,乡村垃圾处理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这需要农村各级干部秉持敬畏之心为村民谋求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既注重建立改善生活环境的基础设施和体制机制,又注重培育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这才是乡村人居环境标本兼治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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